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度团课用奋斗青春致敬百年历史,以实干开创美好,心得,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团课用奋斗的青春致敬百年历史,以实干开创美好,心得6篇
【篇1】团课用奋斗的青春致敬百年历史,以实干开创美好,心得
济南城区百年历史变迁
100年前的济南城有多大
长期以来，济南为省级各衙署、济南府、历城县治所所在地。清朝初年的《济南府城图》显示的济南府城，仅为现老城区部分，基本为洪武四年(1371年)修建府城的原貌。那时，整个济南城"周围一十二里四十八丈"，也就是说，以人的步行速度绕整个城市转一圈，只需要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如今的制锦市小区北部一带，仍是一片水湾，名叫"三娘子湾"。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军事的需要，济南开始修建城外圩郭，因城北水多，缺其一面，整个圩子墙长3670丈，上有垛口3309个，辟有岱安、永固、永靖、永绥、永镇、济安、海晏七个圩子门。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一张《省城街巷全图》上可以看到，三娘子湾一带除了辟有"棘榛市(制锦市)"等街巷集市外，三娘子湾的水面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菜园子。圩子修好后，从而使济南成为兵书上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坚城。那时的老济南依附在传统的农业经济的肌体上，高矗的城墙把城区封闭在2.6平方公里的圈子里，人口仅有5万人左右。
开埠，就是另建新城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济南自开开埠。通过开埠，济南的城市建设第一次打破了老城区的束缚，拓展了向外发展的空间。商埠区为在老城圩外另辟新城，当时济南商埠的范围是：东起馆驿街西首的十王殿，西至大槐树，南沿赴长清大道，北以胶济铁路为限，计东西长五里，南北长二里，商埠内道路以"经、纬"命名。
开埠后，济南市区面积扩大到1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4万人。
1908年，济南打开普利门，拓宽了柴家巷，并改名为普利街，与商埠的经二路相连。1909年后，又相继修建打开了麟祥门，和经四路相接。至此，老城区与商埠区已融为一体。
1912年，黄河铁路大桥建成，津浦铁路、胶济铁路在济南交汇。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今泉城路一带为古城中心和以经二路、经四路为商埠中心的双中心城市格局逐步形成，人口达到25万人，较开埠前增长了64%。
康有为曾力主济南建北部新城
近代著名政治家康有为曾三次来过济南，对济南极有好感，他曾把济南和国内若干名城相比，认为"然山水之美，皆不若华不注也"。上个世纪20年代，他写了一篇《新济南记》。在这篇文章中，详尽地论证了他开辟济南北部新城的设想：
但开一新济南，尤美善矣。今驰道已至黄台山，黄台桥有农林学校在焉。诚宜从黄台桥通驰道于华山前，以华山为公园，稍缀亭台，循花木，先移各学校于山前，驰道间设一公会堂，为吏士公会之所。徙酒楼闾女其间，因人情之汗乐，藉以开辟之，则游人率而来。车马杂沓，咸愿受一廛而为氓，乃为之限定园宅之制令，宅地必方十丈以外，宅必楼，瓦必红，宅式不得同，庶几青岛之闳规美观焉。不十年，新济南必雄美冠中国都会。
为发展商务，又开南北商埠
据1928年《历城县乡土调查录》记载："今以商务发展，开拓南北商埠。北商埠，东尽津浦铁路，北抵洛口镇，西以黄河码头黄家屯庄，南界官扎营。南商埠，自七大马路以南开拓至陈、王二庄止，正在规划中。"
1929年济南设立为市，首任市长阮肇昌撰写《建设新济南整个计划》一文，称："济南为古代文化发祥地，但商业发达乃最近三十年事情，其主要原因为津浦与胶济两干线之完成，本市适当两路之交点，陆路交通已极便利，水路方面由小清河可直达渤海湾，故本市发展趋势系由旧城西移于商埠。今后最繁盛区域当为商埠至泺口间之北展界。"
阮肇昌还提出了未来的济南规划设想："一、改善旧城与商埠；
二、发展南北展界为新市区"。南北展界的提出，开始了"利用科学知识以计划新都市之改造"。
1930年，韩复榘督鲁后，济南市专门成立了"设计委员会"。该会于1932年对南展界和北展界(即北商埠)作出规划：北展界名为"模范市"(1934年改为"济南市模范区")，南展界命名为"模范村"，并计划以"济南模范市"为全市中心。 当时的规划以五三路(今济泺路)为主干道，其东设纵路两条，其西设纵路五条；
小清河以南设横路12条，以北设横路四条。成丰桥与济泺桥之间为政府办公地区，金牛山与小清河之间地带辟为公园区，并计划将药山辟为大公园。"七七事变"后，该规划被全部放弃。日伪时期，"济南模范区"区域被辟为工业区。至济南解放前后，济南市区面积为23.2平方公里，人口61.9万。
新中国首部城市规划：要把市区扩大三倍
济南解放后，从1949年4月起，数十万济南市民参加义务劳动，拆除了旧城外圩子门，拓建道路。1950年2月，又一段一段拆除了济南府城墙。几乎在同时，济南市人民政府组建了"都市计划委员会"，负责城市建设规划工作。1950年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济南市都市计划纲要》。《纲要》对城市用地范围勾绘了轮廓："要把市界较现市区扩大到三倍"，即西至玉符河，南至大涧沟、黑龙峪，东到刘志远庙、大张马庄一线，北一直到黄河边。这个《纲要》还首次提出了"建设环境优美的文教和住宅都市"的概念。现在的植物园("纲要"中提出此处要修建"人民广场")、英雄山烈士纪念碑、无影山的气象台等都是按这个《纲要》而修建的。
1956年，在国家城建部苏联专家巴拉金的帮助下，济南编制了《济南市城市建设初步规划》。《规划》对城市作了功能划分：工业区主要有西郊重工业区、北郊轻工业区、东郊混合工业区等；
交通仓储区主要在泺口、白马山和黄台一带；
居民住宅区以原有城区为主适当向四周扩展；
北园地区由于地势低洼作为园艺保留区；
龙洞、佛峪以及玉符河两岸为疗养区；
市中心广场设在南门外，各区也要修建区中心广场。这个《规划》1957年2月22日正式公布，并在大明湖南丰祠举办了"济南市城市规划展览会"，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 1959年，济南市会同国家有关部门的专家，对济南的历史现状进行了系统全面调查，历时8个月编制出了《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这个规划虽然未经国家正式批准，但它是在调查研究、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此后20多年的建设实践证明，这个"总体规划"的骨架基本上是合理的。到1965年底，济南市建成区面积已发展到57.98平方公里，市区非农业人口增加到71万人。
青山进城，泉水入户
东方风来满眼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济南市城市规模已达到面积78平方公里，人口94.2万。1980年完成了对1959年规划的修订完善，编制出新的《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并于次年印制成《济南市总体规划图集》。1981年底，山东省委审查通过了这个规划，并要求"突出‘青山进城，泉水入户‘的特点，切实抓好保泉和绿化两件大事"。1983年6月10日，国务院批复了这个规划，要求济南市要"逐步建设成具有泉城特色、环境优美、文明整洁和经济繁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国务院批复后，"济南市规划建设展览会"于1984年元旦在大明湖正式展出，近十万观众参观了展览。
1989年济南市制定了《济南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明确提出了"一带一片三街坊，五十二点一个网"保护古城风貌的基本构思。其中的"一带"，即指从千佛山到黄河南北的鹊、华二山的风景文化带。"风景文化带"的框架基本与"2003年-2020年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提出的"泉城特色风貌带"相仿。规划还提出了"调整用地结构，保护古城特色"的具体要求。
1995年济南市编制《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年-2010年)》，2000年底国务院批复。根据这个方案，确定到2010年济南市城市用地规模为205平方公里，人口220万。1997年6月，山东省委明确提出济南"五年大变样"的战略决策，给济南的城市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到2001年末，济南市城市建成区面积已达176平方公里，人口已达209万，规划建设用地只剩20平方公里左右，"规划"制定的发展目标已无法适应新形势需要。
新规划勾画宏伟蓝图
2002年1月22日，省委、省政府召开济南市城市建设现场办公会，揭开了济南发展史上新的一页。这次会议之后，济南市邀请国内专家合作，编绘泉城新蓝图，先后完成了《泉城特色风貌带规划》和《济南市城市空间战略及新区发展研究》两项成果。在近一年半的时间内，根据社会各方的意见，规划部门对新蓝图多次修改，几易其稿，最终形成了"2003年-2020年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2003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加快济南城市规划建设发展问题，以大思路、大气魄、大决策为泉城的明天勾画出一幅灿烂恢宏的画卷。新规划确定的空间发展战略是：东拓、西移、南控、北跨、中疏；
城市用地规模将扩充至400平方公里，人口规模增至400万人。这年的5月，长清县正式撤县建区，成为济南市区的一个区，标志着济南的城市重心将进一步西移。
2003年-2020年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为济南人勾画了一幅宏伟的发展蓝图，为济南城市发展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纵观济南市近年的城市建设，速度更是惊人。许多"老济南"不禁惊叹：几个月不出门，出门就得买张新地图，否则就要迷路回不了家了。有关人士也惊呼，济南城市地图如果90天不更换一次就会"过时"。
【篇2】团课用奋斗的青春致敬百年历史,以实干开创美好,心得
百年沧桑百年辉煌——中国钨业百年历史回顾与展望
作者：孔昭庆
作者机构：中国钨业协会,北京,100814
来源：中国钨业
ISSN：1009-0622
年：2007
卷：022
期：004
页码：1-6
页数：6
中图分类：F424;F426.1;F426.32
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中国钨业;百年发展;未来展望
摘要：概述了中国钨业百年的发展历程、进步与成就,回顾了国家加强钨业管理的过程,简述我国钨业百年发展的历史经验,展望了中国钨业的未来发展前景,以此作为对中国钨业百年华诞的纪念.
【篇3】团课用奋斗的青春致敬百年历史,以实干开创美好,心得
1899年霍希公司在科隆成立
1899年11月14日，奥古斯特·霍希（1868-1951）在科隆Ehrenfeld区创立了A. Horch & Cie.公司。1901年初，公司研制的第一辆汽车面世。1902年3月，公司迁至萨克森地区的莱欣巴赫。两年后，公司改制为股份公司，并再次进行了搬迁。1904年5月10日，A. Horch & Cie.汽车制造公司在茨维考成立。
1901年第一辆霍希
1901年，第一辆霍希汽车面世：采用卧式发动机，功率为4-5马力。发动机设计了附加的小活塞，以吸收曲轴的振动。奥古斯特·霍希称之为“无冲击”发动机。另一个新特性是合金曲轴箱，这是汽车制造业中的创新成果。
1904年霍希在萨克森
继1899年公司在科隆成立以及1902年迁至萨克森地区莱欣巴赫以来，霍希汽车的成功将公司扩展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商业伙伴的建议下，奥古斯特·霍希决定成立股份公司。新公司在茨维考成立，并于1904年开始投产，标志着在茨维考制造汽车的悠久历史由此开始。
1906年第一辆NSU汽车
1906年，三轮汽车Sulmobil面世，该车采用3.5马力摩托车发动机。然而，Sulmobil并没有取得成功。因此，“第一辆内卡苏尔姆汽车”同年开始投产，其1308毫升四缸发动机，功率为10马力。
1907年J S Rasmussen
1904年，J·rgen Skafte Rasmussen创办了锅炉配件制造厂，1906年，他购买了位于萨克森 Zschopau的纺织厂，于1907年开始生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Rasmussen研制蒸汽动力汽车(Dampfkraftwagen)，这也是三个字母DKW的来源。
1909年 霍希=奥迪
1909年，由于和A. Horch & Cie.汽车制造股份公司管理层意见相左，奥古斯特·霍希离开了亲手创办的公司。不久之后，1909年7月16日，奥古斯特·霍希在同一座城市创办了第二家公司：霍希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奥古斯特·霍希在公司名称的法律诉讼中败诉。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是以奥古斯特·霍希名字的拉丁译文（德文为hark）来命名公司。新公司名为奥迪股份有限公司，于1910年4月25日成立。
1921年左舵驾驶
右方驾驶源于马车时代，那时马车夫就坐在马车右侧。1921年，奥迪在德国率先推出了左舵驾驶的量产汽车奥迪K型。左舵驾驶使得驾驶员的视野更加开阔，从而使超车操作更加安全。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左舵驾驶已经逐渐成为主流。
1922年DKW摩托车
1922年，Zschopauer Motorenwerke开始制造摩托车。采用2.25马力二冲程发动机的轻型摩托车在赛场上取得了出色的战绩。1922年DKW车队在柏林Avus比赛的胜利，同年又在ADAC Reichsfahrt比赛中囊括前三名，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因此第一辆DKW摩托车被称为“Reichsfahrt”。在随后六年中，Zschopauer Motorenwerke/DKW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
1926年霍希8缸
1926年，位于茨维考的霍希公司推出新车霍希303柏林。这是德国第一款批量生产的八缸汽车，其发动机由保罗·戴姆勒设计，采用了垂直轴驱动的双顶置双凸轮轴，排量为3032毫升，输出功率为60马力。
1928年第一辆DKW汽车
1927年，Rasmussen为DKW汽车研制成了两缸摩托车式发动机（600毫升，15马力）。该车采用覆盖人造革的承载式车1931年 首次批量生产前轮驱动轿车
1928年8月，J. S. Rasmussen获得了奥迪公司的大部分股权。从1931年开始，他在茨维考的奥迪公司开始大批量生产前轮驱动的小型DKW轿车。这款轿车也采用覆盖人造革的木制车身和DKW二冲程发动机。这种设计成为DKW小型轿车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成功的德国小型轿车之一奠定了基础。到1942年为止，这款小型轿车在茨维考共生产了250000多辆。
1932年 汽车联盟公司成立
1932年6月29日，萨克森地区的四大汽车品牌（奥迪、DKW、霍希和漫游者）联合成立了汽车联盟公司，总公司设在克姆尼茨。新建公司因此能够提供各种类型的汽车：从轻型摩托车到豪华轿车。
1933年 第一款奥迪前轮驱动
在1933年柏林车展上，汽车联盟公司推出了新款奥迪汽车，即第一款前轮驱动的标准型轿车。公司首次采用了一种模块化设计理念和漫游者六缸发动机。
1934年 汽车联盟公司的赛车
汽车联盟公司基于菲迪南德·保时捷设计图的赛车设计，受到了极大的市场欢迎。16缸发动机安装于驾驶员之后，这非常有利于提高汽车的空气动力学特性。
1936年 克姆尼茨的新办公楼
1936年，汽车联盟公司管理机构从Zschopau迁至克姆尼茨的新办公大楼。同年，汽车联盟公司在克姆尼茨成立了公司设计、开发和测试中心。
1937年 汽车联盟公司的流线型赛车打破速度纪录
汽车联盟公司的赛车是当时的高科技产品，代表着汽车制造业的最高成就，特别是高性能发动机，空气动力学设计，以及轻量化结构的系统化运用。汽车联盟轿车采用流线型导流罩，功率为545马力，在标准公路上的速度率先超过了400公里/小时。
1938年 第一次翻滚和碰撞实验
从1938年起，汽车联盟公司进行了系列化翻滚和碰撞试验，成了在汽车制造商中的先行者之一。采用钢板、木制和塑料车身的各种DKW车型都进行了试验，从而通过各种方法来检验汽车翻滚中的车身性能。
1941年 生产军用车
随着军用车的开发和生产，汽车联盟公司成了20世纪30年代军用车的重要供应商。随着战争的爆发，民用产品的生产于1940年5月中断，公司随后专门生产军用车。
1948年 拆除并被没收
1945年，在进驻德国的苏联军方的命令下，汽车联盟公司的萨克森工厂作为战争赔款而遭到拆除。随后，公司的所有资产被无条件没收。
1948 年 8 月 17 日，位于克姆尼茨的汽车联盟公司被注销。
1949年 在英格尔施塔特重建-新汽车联盟公司
在巴伐利亚州政府贷款和“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一座汽车制造新工厂在英格尔施塔特成立了。1949年9月3日，汽车联盟公司在英格尔施塔特成立。同年，基于DKW前轮驱动和二冲程发动机的既定原理，公司开始生产强劲的125毫升小型摩托车，以及DKW厢式送货车。
1950年 战后第一款小奇迹轿车
1950年8月，汽车联盟公司推出其战后第一款轿车，即DKW Meisterklasse F 89 P，包括豪华轿车和四座卡尔曼活顶轿车。由于英格尔施塔特的工厂不适合生产这款车型，汽车联盟公司利用杜塞尔多夫Rhein-metall-Borsig公司的工厂生产DKW汽车，这一直持续到1961年末。
1951年 摩托车创造了世界新纪录
早在1945年，内卡苏尔姆的NSU公司又开始制造一些摩托车。几年后，工厂逐渐发展成为最重要的摩托车制造商之一。NSU代表着当时最新技术发展水平。1951年4月12日，在慕尼黑-英格尔施塔特高速公路上，摩托车手Wilhelm Herz驾驶500毫升增压竞赛用摩托车创造了世界新记录：速度达到了290公里/小时。
1953年 小奇迹“Sonderklasse”三缸发动机
在1953年的德国车展上，汽车联盟公司推出了新款三缸车型“3=6 Sonderklasse”。这款车型于二战之前在克姆尼茨开发，并原计划于1940年开始批量生产。名称“3＝6”是指三缸二冲程发动机具有双倍的燃烧周期，从而达到了六缸四冲程发动机的功率特性。
1955年 NSU 是世界最大的双轮车辆制造商
1955年，内卡苏尔姆的NSU公司宣布其双轮车辆的总产量达到了342583 辆（包括45747辆自行车）。NSU公司由此成了世界领先的双轮车辆制造商。与此同时，摩托车热也达到巅峰。随着财富的不断增长，人们对个人交通工具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在经济奇迹的时代，轿车成了人们新的梦想。
1957年 NSU 公司重新开始制造汽车
在汽车停产将近30年之后，NSU公司于1957年重新开始制造汽车。NSU公司精心选择了为中等收入人士及摩托车主设计的小型轿车。NSU Prinz在1957年德国车展上亮相之后，立刻为几乎崩溃的摩托车市场注入了活力。
1958年 戴姆勒-奔驰公司并购了汽车联盟公司
在著名企业家Friedrich Karl Flick的鼓动下，戴姆勒-奔驰公司获得了汽车联盟的大部分股权，并于1958年4月24日获得其全部股权。直到1965年末，汽车联盟公司一直是斯图加特戴姆勒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1959年 英格尔施塔特的新汽车工厂
1958年秋天，汽车联盟公司的摩托车彻底停产。1959年秋天，位于英格尔施塔特的汽车新工厂开始投产，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汽车制造工厂之一。1962年，汽车联盟公司的杜塞尔多夫工厂售给了戴姆勒集-奔驰公司。1963年 汪克尔Spider在法兰克福车展上引起轰动
在 1963 年法兰克福车展上， NSU 展台的活顶双座车引起了轰动：采用后置式单缸转子发动机的汪克尔 Spider 。
NSU 与菲利克斯·汪克尔共同研究新发动机概念，通过转子压缩燃油 / 空气混合气（转子发动机），从而取代往复运动的活塞。
1964年 汽车联盟公司被大众公司并购
1964年12月，又是在著名企业家Friedrich Karl Flick的鼓动下，大众汽车公司获得了汽车联盟公司的大部分股权。1966年末，位于英格尔施塔特的汽车联盟公司成了大众汽车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965年 产品名称“奥迪”诞生
在汽车联盟公司成为大众集团的子公司之后，二冲程发动机方面的工作就彻底结束了。最后一款DKW车型F102装配了戴姆勒-奔驰研制的四缸四冲程发动机，即“中压发动机”，并于1965年夏天作为奥迪轿车推出。
1967年NSU推出 Ro 80
1967年9月，NSU推出全新的中高档车型NSU Ro 80。NSU Ro 80的卓越特性是115制动马力的双缸转子发动机。新式车身领先于时代，并且成了随后数年中的车身设计标准。NSU虽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但未能让汪克儿概念达到预期的突破性进展。
1968年 推出奥迪100
1968年11月26日，在英格尔施塔特城市剧院，汽车联盟公司邀请经销商和媒体参加新款奥迪100的发布会。首席工程师Ludwig Kraus博士设计的新款奥迪使得奥迪首次进入了中高档轿车竞争性市场。奥迪100很快成为销量最高的车型，并为新奥迪系列创立独立品牌奠定了基础。
1969年 奥迪NSU汽车联盟公司
1969年3月，刚刚收归大众集团旗下的NSU汽车公司与英格尔施塔特的汽车联盟公司联合组成奥迪NSU汽车联盟公司，总部设在内卡苏尔姆。
1972年 推出奥迪80
1972年夏天，奥迪首席设计师Ludwig Kraus推出秉承奥迪100设计理念的奥迪80。奥迪80采用四缸顶置凸轮轴发动机，后来四缸顶置凸轮轴发动机也被大众汽车集团所采用，最终成了大众公司产量最高的发动机。奥迪80当时非常流行，六年中的销量超过了100万辆。
1974年 奥迪50-能源危机的解答
1974年9月，奥迪50面世，这是奥迪车型系列中最小的车型，也是奥迪为适应20世纪70年代初期能源危机而设计的车型。由于奥迪50开始定位于大批量生产的车型，因此奥迪50也同时在沃尔夫斯堡德的大众公司生产。奥迪50推出后六个月，大众的同款车型Polo也开始投放市场。
1980年 奥迪quattro-革命性的驾驶理念
1980年3月，在日内瓦车展的奥迪展台上，四轮驱动运动型双门轿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奥迪quattro是第一款四轮驱动的高性能车。这种驾驶理念以前仅应用于卡车及越野车。奥迪quattro的四轮永久驱动系统在汽车运动领域获得了全球性的成功，并且逐渐应用于所有的奥迪车型系列。
1982年 奥迪100空气动力学世界领先
1982年秋天，奥迪NSU汽车联盟公司推出第三代奥迪100（内部称为C3）。车身结构全部是轻量化材料制成，更为重要的一点风阻系数仅为0.30，新款奥迪100成了先进设计的同义词。德国出版物Auto-Zeitung声称，“从空气动力学特性上来看，新款奥迪100是汽车行业绝对无与伦比。”
1985年 NSU汽车联盟公司更名为奥迪公司
1977年，Ro 80的停产标志着NSU作为产品名称的结束。从1985年1月1日起，奥迪NSU汽车联盟公司更名为奥迪公司。同时，公司总部从内卡苏尔姆迁至英格尔施塔特。从那时起，产品与公司开始同名。
1986年 电镀车身：第三代奥迪80
1986年秋，奥迪公司推出了第三代奥迪80（内部称为B3）。与一年前的奥迪100/200相同，奥迪80也采用电镀车身，并且有十年锈蚀穿透保证期。奥迪80的风阻系数为0.29，展现了卓越的空气动力学特性。
1988年 奥迪V8：步入豪华轿车领域
1988年，奥迪公司首次涉足豪华轿车领域，推出奥迪V8。奥迪V8采用184千瓦（250马力）3.6升八缸合金发动机，其技术特性包括四轮永久驱动、每缸四气门和四速电控变速器。
1989年 涡轮增压与直喷技术
经过13年的开发，奥迪工程师成功地将以前仅用于卡车的柴油直喷技术应用于轿车柴油发动机。柴油直喷技术与涡轮增压器使得燃烧过程的损耗极低，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燃油经济性。1989年秋天，奥迪在法兰克福车展上推出了采用2.5升5缸TDI发动机的奥迪100。
1991年 奥迪quattro Spyder和奥迪Avus Quattro
1991年，奥迪推出两款举世瞩目的跑车概念车：法兰克福车展上的奥迪quattro Spyder和东京车展上的奥迪Avus quattro。这两款概念车的车身一致使用铝质车身预示着奥迪未来批量生产轻量化结构的趋势。
1993年 车身重量：奥迪全铝车身框架结构
数年来，奥迪公司一直与美国铝业公司共同开发轻量化铝质的量产轿车。1993年，奥迪在法兰克福车展上推出了开发成果：奥迪全铝车身框架结构。这种车身应用了新的设计理念：通过压铸节点连接的冲压铝件构成框架结构，其中具有承载功能的铝质面板为整体式。
1994年 新名字，新材料：奥迪A8
1994年3月，奥迪公司在日内瓦车展上推出新款豪华轿车奥迪A8。新款奥迪A8是率先采用全铝车身的量产车型。同时，奥迪车型也引用了新的命名方式：奥迪80即为A4，奥迪100即A6；
随后是1996年的第一款紧凑级奥迪A3。2000年6月，第一款批量生产的全铝轿车奥迪A2开始投产。
【篇4】团课用奋斗的青春致敬百年历史,以实干开创美好,心得
百年历史看天津
汉语国际教育一班 陈佳佳 学号13579144
“近代百年看天津”，成为世人共识。天津，四个中央直辖市之一，我国北方经济中心，国际港口城市和生态城市，是中国大陆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的三大中心之一，经历600余年的沧海桑田，特别是近代百年，造就了天津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独特城市风貌。从1921年至1949年，那时的天津建筑，在中国大地上散发着异域气息。
古代的天津。4000多年前，天津所在的地方慢慢露出海底，隋朝修建京杭运河后，在南运河和北运河的交会处，史称三会海口，是天津最早的发祥地。1214年，在三岔口设直沽寨。这是天津最早的名称。元朝改直沽寨为海津镇，成为漕粮运输的转运中心。明成祖朱棣称帝后，为纪念由此起兵“靖难之役”，在永乐2年11月21日将此地改名为天津，即天子经过的渡口之意。
清末的时候，天津作为直隶总督的驻地，也成为李鸿章和袁世凯兴办洋务和发展北洋势力的主要基地。
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天津被迫开放，列强先后在天津设立租界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天津沦陷。1901年，由八国联军组成的天津都统衙门下令拆除城墙。
俗话说“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一座历史名城诱人的魅力，首先来自其独有的建筑美。风貌建筑是一座城市凝固的自传，也是地域文化的典型外现。天津千百幢小洋楼，几乎囊括了西方近代建筑的所有样式——英国中古式、德国哥特式、法国罗曼式、意大利文艺复兴式、俄罗斯古典式、希腊雅典式、近代摩登式等等，风格迥异，千姿万态，争奇斗艳。因此，天津被誉为“世界建筑博览馆”。外地朋友首次来天津观光，从天津站下车，过了解放桥，鳞次栉比的外来建筑映入眼帘，令人应接不暇，恍如置身欧陆。天津这种独特的城市景观，被称为“小洋楼文化”，成为天津城市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随着“九国租界”洋楼的拔地而起，天津的市政建筑和公用设施开始走向近代化——邮政、电报、电话、医院、公园、报纸、煤气、电力、自来水、电车、体育场、游泳池、电影院等现代设施及文体场所纷纷涌现。
1860年开埠后的天津，在遭侵略受凌辱的同时，也揭开了向城市近代化艰难转型过渡的序幕。小洋楼文化所展示的近代城市风貌与物质文明程度，租界在市政管理、经济结构、建筑风貌、公用设施、人文意识、生活方式等方面显现出层出不穷的新气象新事物，为封闭滞后的老城区如何向近代城市转化攀升，打开眼界，激活思想，提供样板，注入活力。
另外，小洋楼文化把西方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也一股脑地带进天津，对天津年青一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外来的西方文化在与本土传统文化激烈碰撞和反复摩荡之中，逐渐适应，历经磨合，渐趋交融。因此，小洋楼文化成为中国年青一代向西方文化观摩学习的窗口。近现代天津籍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学者、教育家和文艺家，他们接受基础教育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天津小洋楼里度过的。
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伴随着小洋楼文化的形成，晚清的洋务运动和北洋新政先后以天津为北方的中心次第展开，其势亦如大潮涌起。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中，天津近代工业体系、商贸格局、金融市场、市政管理和文化结构等五大体系相继形成，为天津城市近代化和跃升为中国北方商贸中心奠定了基础。
每座城市，都有她的象征，或山川风物，或人文盛景，无论哪一种，一定是独特的——独特的来历，独特的形状，独特的韵味。
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小洋楼，便是天津的象征之一。
历史留给天津一千多幢样式各异的小洋楼，天津的“世界建筑博物馆”标签即源于此。这千余座小洋楼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海河两岸，百年前，这里是大大小小的九国租界。
这些小洋楼按照用途分为三类：公用、民用和商用。民居部分主要集中在和平区五大道(即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河北区意式风情区和河西区解放南路一带，它们的主人除西方人外，大多是清廷皇亲遗老，北洋政府时期的总统、总长、督军以及巨商富贾、大家红角。
名人多故事，掩映在小洋楼里的故事更添了一丝悬念的味道。百年中国看天津，很大程度是看她的小洋楼。小洋楼是一位中华民国史的导游。归隐的静寂，思潮的预热，丰美的物象，深邃的杂糅能够在里面一一找到对应物。世界罕见的天津小洋楼建筑群把一段屈辱史斑斓记下，沧桑而成天津的租界文化。
“火烧望海楼”又称天津教案。发生在1870年，即清同治九年。清同治八年(1869)，天津法国传教士在繁华的三岔河口地区建造教堂，拆除了有名的宗教活动场所崇禧观和望海楼及附近一带的民房店铺，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望海楼教堂建成以后，法国传教士网罗了一批地痞恶霸、流氓无赖为教徒，为非作歹，欺压百姓。1870年6月，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发生瘟疫大批死亡，教堂将之葬于河东盐坨之地，每二三人一棺，尸骸暴露，惨不忍睹，引起群众愤恨。适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儿童事件，被捕案犯供称系受教堂指使，一时民情激愤，舆论大哗。6月21日天津知县刘杰同拐犯到望海楼教堂对质，教堂门前聚集的民众与教徒发生冲突，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到场向刘杰开枪，打伤其随从，激起了天津民众极大愤慨，致使天津全城鼎沸，引发了"火烧望海楼"教案这场大规模的中国民众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7国联衔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杀16人，流放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派崇厚去法国"谢罪"，向各国赔银50余万两。自发地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
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7国联衔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杀16人，流放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派崇厚去法国"谢罪"，向各国赔银50余万两。天津教案虽然得到平息，但是天津人民对西方侵略者和清政府没有屈服。为抵命而死难的居民被群众视为义士举行公葬，反应教案的一些年画、木刻画一直在民间流传。天津教案在全国引起震动，直隶、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先后爆发了反洋教斗争。
天津是个历史沉淀的城市。正是这百年来的历史，成就了今天的天津，一个历史文化底蕴厚重的城市。走进天津，走进百年中国历史。了解过去，才能更好的展望未来。
【篇5】团课用奋斗的青春致敬百年历史,以实干开创美好,心得
百年中国，红色记忆
开 篇
A：连天珠峰昂头颅，莽莽昆仑为骨骼。
巍巍五岳犹五子，赫赫三山广传说。
B：陆地无垠任驰骋，大海浩瀚荡碧波。
春朝花放江山娇，秋日丰收结硕果。
A：数千年的狂风吹不折你挺拔的脊背，
内忧外患中你闯过岁月的蹉跎，
改革开放你勇往直前气势磅礴。
B：做一场梦，用一百年。共和之梦，理想之梦，富强之梦！
那一颗颗划破漫天黑暗的流星，前仆后继，迎接曙光！
A：上下五千年，看我浩浩乾坤。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B：纵横九万里，看我泱泱华夏。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A：百年中国，红色记忆
B：万古流芳，历史铭记
各个片段：
（一）：孙中山
翻开历史的画卷，回首共和国的难忘记忆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宣言中接受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混沌的中华大地晨曦微露……
（二）：娘子军
1930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和娘子军连正式成立。他们在崇山峻岭中冒着枪林弹雨与侵略者和反动派周旋。保家卫国，巾帼不让须眉。
（三）：江姐
1947年江姐创办《挺进报》，以笔做枪，捍卫民主，对抗邪恶，令敌人胆寒。1948年6月被捕入狱。1949年11月被反动派秘密杀害。
（四）：小兵张嘎、董存瑞
小兵张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就此全面进攻中国。无数幸福的家庭被摧毁，一夜之间，嘎子变成了一个家破人亡的孤儿!失去亲人的悲痛没有使他消沉，敌人锋利的刺刀更不能使他屈服。嘎子历经艰辛，找到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小侦察员。
董存瑞：
1948年5月，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董存瑞用自己的身体充当支架手托炸药包壮烈牺牲。不到19年的生命，太短，太短……
（五）：毛泽东
天安门前一声吼，东方雄狮撼山河。开天劈地新纪元，文明古国创共和。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六）：王进喜
60年代，奋斗、拼搏的年代。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带着欢笑和泪水的记忆。1960年，王进喜带领1025队赴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我们争的不是自己的一面小红旗，我们要争的是全国这面大红旗。”
（七）：邓小平
你引领我们走出十年浩劫的迷雾，你让中国的百姓第一次有了温饱的遗产。你是一位大山般伟岸，为全世界所仰慕的矮个子东方巨人。
1978年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试看明月寰宇内，和谐欢歌大中国，春回大地……
【篇6】团课用奋斗的青春致敬百年历史,以实干开创美好,心得
农村医改百年历史回顾摘自中国社保频道农村医改百年：“中国模式”震撼世界
国农村医改：民国医疗全靠自费江苏首开融资先河医疗改革一直是民众关心的话题，而占中国总人口数过半的农村医改百年历程，不仅给世界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范例，也为未来中国医改提供了宝贵经验。本策划内容摘自王绍光著《中国治道》，人民大学出版社。
回顾中国农村医改：民国医疗全靠自费江苏首开融资先河
20世纪初，大约85%以上的中国人居住在乡下，那里的医疗卫生状况相当原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其改造农村医疗状况的规划看似雄心勃勃。1934年卫生署颁行《县卫生行政方案》，规定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每村配置卫生员;1937年3月，卫生署进一步公布了《县卫生行政实施办法纲要》。40年代初，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实施公医制度以保证全民健康案》，声称“全民健康完全由政府负责”，“医疗卫生事业完全由国家经营，所需经费均由国库或地方自治经费项下支给，全国民众都有无条件享受之权利”。其后，卫生署颁布政令，摆出在全国推行公医制度的架势;连《中华
民国宪法》第157条也明文规定，“为增进民族健康，应普遍推行卫生保健事业及公医制度”。
虽然，政府的公文规定看似天花乱坠，而实际上，它从没有把卫生事业当作一件大事。在“黄金十年”最好的1936年，国民政府对卫生的投入仅占政府全部财政支出的0.7%。无怪乎，乡村卫生机构依然寥若晨星。直到1947年，全国农村只有1397家县卫生院，18家县卫生所，352家区卫生分院，783家乡镇卫生所，医师2569人，护士3530人，助产士1469人，检疫人员1755人，病床11226张。即使这区区1400余家县乡两级卫生机构，也面临严重的经费短缺问题。至于规划中的村卫生员，更是不见踪影。相对四亿多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需求而言，这种完全由国家财政融资、由国家经营的公医制度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在资源短缺的背景下，完全由国家财政融资为4亿多农村居民建立公医制度无异是痴人说梦。实际上，在整个民国时期，个人付费是中国广大农村唯一的医疗融资方式。由于农民普遍贫穷，负担不起医疗费，他们得了病，根本不敢去看医生;即使凑得出钱来，也很难找到医生。例如，创造出著名“定县模式”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毕业生陈志潜注意到，在离北京不过200余公里、靠近平汉铁路的河北省定县，40万居民中，没有一名西医;在全部472个村庄中，有220个村完全没有任何医生和医疗设备;在其它252
个村，每村也只有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正规培训的自封的中医;定县病死人数中有三分之一没有经过任何医药治疗。倒是在中国最富庶的江苏省，1936年2月，由省立教育学院主办的无锡惠北实验区在小园里村进行了乡村医疗融资实验，其主要内容是每人每年缴纳3角钱的保健费，换取全年享受的免费医疗、注射预防针和种牛痘等权利，与后来的农村合作医疗有些相似。不过，该村很小，只有25户，137口人。如果仅靠村民缴付保健费，总共每年只能融资41.1元。在这么小的范围内靠这么点钱分摊健康风险，是否可行?该实验有没有外来基金资助?可惜唯一提到这项实验的文章对此语焉不详，可见其生命力与影响力十分有限。
由于绝大多数人的健康没有保障，解放前，中国的婴儿死亡率高达250‰，人均预期寿命则只有35岁左右，相当于美国1780年代的水平。
农村医疗差毛泽东震怒一年四批卫生部
毛泽东在1945年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至于如何解决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那时共产党只有一个粗略的思路，既是走合作的道路。毛泽东指出，“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他认为，“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
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在延安时期，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已经出现，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信用合作等。在这个背景下，陕甘宁边区也出现了医药合作社。
最早的医药合作社被叫做“保健药社”，筹建于1938年，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领导，由西北局保健委员会和民政厅共同投资。除了总社之外，保健药社还在延川、清涧、绥德、吴堡等20个市、县设立了26处分社。这种药社是一个医疗服务机构，实行制药(主要是中草药、看病、卖药三位一体的运行模式。虽然，它们对抗日军人家属实行九折优惠，对灾民实行免费治疗、免费吃药，但主要还是靠个人付费。1944年，延安等地爆发伤寒、回归热等流行病。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医疗要求，边区政府委托当时的商业销售机构—大众合作社代办成立了“卫生合作社”。卫生合作社总社设在延安，各县、乡设43个分社，其资金主要由大众合作社与保健药社筹集，并吸收民间团体及私人股金。与保健药社一样，卫生合作社也是医疗服务机构，虽然收费低廉，但还是要求个人付费。简而言之，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合作的理念已进入医疗领域，但医疗融资方面的合作仍付之阙如。
新中国建立后，在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了医疗卫生工作方针，其中第一条就是“面向工农兵”。到1952年底，全国县级卫生机构已从1949年的1400余
所增加至2123所，遍及全国90%以上的地区。在基层乡村，政府的主要策略是鼓励个体中西医组建了联合诊所，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但直到1955年前，中国农村基本上实行的还是自费医疗制度;在医疗融资方面，没有明显变化。不过，农村医疗卫生方面需要合作的理念开始萌芽了。
1955年席卷中国农村的合作化高潮对发展提供医疗服务的农村基层卫生组织是个极大的促进。在其后短短2-3年的时间里，全国5万多个乡镇都设立了联合诊所或区卫生所，多数农业合作社也都设有卫生室(站，配备有不脱产的卫生员、接生员，为提出“农村卫生工作网”的概念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农业合作化成为合作医疗的催化剂：生产、资金、农具、技术上的互助合作启发农民把互助合作扩大到医疗融资领域。张自宽的观察可谓一语破的：“没有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会有农村的合作医疗运动”。
1960年2月2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卫生部的报告及其附件，并要求各地参照执行，但并没有马上引起各地政府足够重视。据毛泽东了解，“大多数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没有看这样一个很重要而又写得很好的文件，也没有发到各级党委党组和人民公社去”。为此，他于3月16日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强调“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各省、市、地、县、社要由党委
第一书记挂帅，各级党委专管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也要在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之下挂起帅来;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最高领袖的直接干预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范围的推广。从此，集体保健医疗便成为中国农村的一项基本制度，无论是地处江南鱼米之乡的浙江，还是远在西北边陲的新疆都不例外。根据长期追踪研究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估算，全国行政村(生产大队举办合作医疗的比重，1958年为10%，1960年为32%，1962年上升到46%。
同样是在大跃进运动中，农村卫生服务提供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县医院得到进一步加强;人民公社将国家举办的区卫生所和农业社的保健站整合为公社卫生院;生产大队把联合诊所和村保健站变成大队卫生室，生产小队配“三员”(保健员、接生员和保育员，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据1964年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县和县以下，其中在县以下的仅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农村占43%，其中在县以下的仅占27%。中医则大多数在农村。农村的中西医不仅按人口平均的比例大大低于城市，而且多数人的技术水平很低。在经费使用上，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的2.5亿元，占27%，其中
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6%。这就是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多农民的还多”。这种局面让中共最高当局十分不满。1965年5月26日，在同卫生部负责人崔义田、史书翰、计苏华等谈话时，刘少奇便指出：“现在的医药卫生工作只是面向一亿左右的城市人口，全国70%的医务人员是集中在城市，占五亿多人口的农村中医务人员和药品都很少，为了解决卫生工作面向农村，药品供应要研究，如何把供应点深入农村”。毛泽东更是对此感到震怒，并在一年内第四次对卫生部作出严厉批评。1965年6月26日，在同他身边的医务人员谈话时，毛泽东斥责“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并号召“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其后，7月17日，刘少奇听取了卫生部负责人钱信忠、张凯、贺彪、郭子化、崔义田、史书翰等关于医务工作如何为农村服务问题的汇报。毛泽东又于7月19日和8月2日两次与卫生部负责人谈话，主要谈农村卫生工作。8月份，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开会讨论了卫生工作。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此密集地议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是空前绝后的。
有些人想当然地断定，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使1962年后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的合作医疗制度出现了回升发展的重要
契机”，“激起了全国上下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极大重视，在50年代中期出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此推开”。其实不然。虽然1965年前后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对农村医疗卫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但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和为农村培养三种卫生人员上;而组织巡回医疗队到农村去是逐步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关键。巡回医疗队为农民治病并不是完全免费，而是“应按当地合理收费标准收取费用”。如果农民交不起医药费怎么办?当时的做法是，“贫下中农出不起医药费的可以减免。减免费用，应当首先在社、队公益金中解决。社、队公益金中解决不了的，经过工作团审批，在工作团掌握的社会救济费中解决;非重点社教地区，由民政部门掌握的社会救济款内开支”。换句话说，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并没有给农村医疗融资的格局带来多大变化，尽管大规模派遣城市巡回医疗队，大规模培训不脱产、半脱产的农村基础卫生员，两者都有助于降低农村医疗卫生的成本，为普及医疗融资合作铺平了道路。
中国医疗模式受联合国肯定：平均国民年龄从35飙升到68岁
合作医疗真正在全国农村得以普及是1969年以后的事。1968年7月底，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各大专院校，它标志着文革大规模群众运动阶段的终结。与此同时，针对当时宣传
工作中出现的“假、大、空”现象，毛泽东作出了“典型宜多，综合宜少”的指示，提出要用先进的典型，来推动全国的各项工作。
医疗融资方面的合作医疗是中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体系“三大法宝”中最关键的法宝。有了它，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和赤脚医生才能实现低成本、广覆盖的效果;没有它，即使不缺医、不少药，也会出现看不起病的问题。七十年代，中国还不富裕，但随着合作医疗的普遍建立，赤脚医生和三级卫生网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有效地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使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大幅改善，平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了1980年的68岁，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约250‰减少到1980年的50‰以下。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受到了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度赞誉，例如世界银行的《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与健康》称中国当年在医疗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低收入国家是“独一无二”的(auniqueachievementforalow-incomedevelopingcountry。中国当时的低成本、广覆盖的模式也在1978年的阿拉木图会议上受到推崇，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初级卫生服务运动的样板。回顾毛泽东时代农村医疗状况的变迁，它从无医无药走到缺医少药，最后找到了合作医疗这条低成本、广覆盖的途径。
在这个过程中，各地的实践起了巨大的作用。文革中一度盛传，上海川沙县的赤脚医生和湖北长阳县的合作医疗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抓的点”。实际上，它们都是实践在先，抓点在后。群众的实践为决策者提供了灵感，是政策演变的动力源。
1976年9月，毛泽东辞世;1977年8月，中共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文革结束。当时，没有任何人预见到合作医疗将会迅速衰落。恰恰相反，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次将“合作医疗”写入宪法，列为国家为保证劳动者健康权利需要逐步发展的事业。当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改革的序幕。一年以后，1979年12月15日，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布了《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试行草案》。这是政府部门第一次发布关于农村合作医疗的正式法规性文件，标志着合作医疗的制度化。它将合作医疗定义为“人民公社社员依靠集体力量，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医疗制度，是社员群众的集体福利事业”，并承诺“根据宪法的规定，国家积极支持、发展合作医疗事业，使医疗卫生工作更好地为保护人民公社社员身体健康，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都明确要求，“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事业”。
改革开放后一度遍布全国的合作医疗迅速偃旗息鼓，最重要的原因是合作医疗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八十年代担任卫生部长的钱信忠说的一针见血：“没有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会有农村的合作医疗”。这句话不仅揭示了合作医疗兴起的条件，也点明了合作医疗存活的条件。只有在集体经济的制度环境下，合作医疗的资金才能直接从集体经济中提留，保证了筹资途径畅通。七十年代末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尤其是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在广大农村，家庭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除少数地区有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外，大部分乡村的集体经济十分薄弱，甚至完全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形成新的医疗融资渠道，用提留集体公益金的方式来扶持合作医疗，在很多地方已经失去了可行性。
八十年代前期，有些文件甚至千方百计试图避免使用“合作医疗”这四个字，而是代之以其它名词，如“集资医疗”。由于中央态度暧昧，各级领导对扶持合作医疗也没有兴趣。用农民的话说，“上面不喊了，中间不管了，下边就散了”。安徽医大的调查也表明，各地领导干部的态度是决定合作医疗能否坚持的关键因素。
新型合作医疗探索：医疗保险思路因何折戟中国乡村决策者对合作医疗态度暧昧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官方与民间停止了探索适宜农村的医疗融资模式。恰恰相反，从八十年
代中期开始，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到底应该采取何种体制就出现了不同的思路，并展开了辩论。争论的一方认为，搞农村医疗融资体制改革要追寻健康保险这种“世界潮流”;另一方则认为，应巩固与发展我国独创的合作医疗。中央的立场模棱两可，各种模式都可以尝试。1985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便指出，为了适应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新情况，要认真研究和建立形式多样、项目不同、标准有别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随后，卫生部制订的《“七五”时期卫生改革提要》指出，改革我国农村的医疗保健制度，应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经济条件和群众的意愿逐步进行，可以实行合作医疗，也可以试行其他各种办法。《提要》特别强调，要积极探索和发展适合我国农村的医疗卫生保险制度。
事实上，卫生部当时偏向于在农村推行医疗保险制度。“中国农村健康保险实验项目”是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第一个干预性实验，在八十年代后期，除了中央政府抓的试点县外，各地还有一批健康保险实践的例子，如上海金山县与湖北监利县的健康保险、四川省蓬溪县的防疫妇幼保险、安徽金寨县、山西省冀城县和江苏省晌水县的母婴健康保险、山西运城的中小学生口腔保健保险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人大力鼓吹个人出资参加不同档次和类别的保险，“从农村合作医疗向医疗保险制
度的过渡”，但不少地方医疗保险的实验依然带有强烈的合作医疗的色彩。
在八十年代下半叶，除了上面提到的有关健康保险的试点研究外，还出现了对不同医疗筹资体制的比较研究。如1987年，安徽医科大学与卫生部医政司联合在两省一市(湖北省、山东省、北京市进行了合作医疗制度与自费医疗制度的配对调查研究。课题组在湖北省广济县、山东省招远及栖霞县、北京市昌平县选取15-20个合作医疗村;然后按配比条件(人均收入、文盲率、年龄构成、地形及民族因素，选择相应的自费村。该项目从居民卫生服务利用、健康状况、因病致贫情况、人均卫生费用、民意测验及村级卫生资源六个方面比较了合作医疗与自费医疗的差异。结果表明，19项指标中，合作医疗在15项指标上优于自费医疗。因此，绝大多数被调查农民赞成合作医疗，只有少数人赞成自费医疗。
如果说，在八十年代末，朱敖荣要求恢复合作医疗的立场还受到某些人质疑的话，到九十年代开始的时候，面对90%以上的农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局面，关心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人中开始逐渐形成两个共识。第一，自费医疗不仅剥夺了贫困农村居民获取基本卫生服务的机会，而且带来严重的因病致贫问题。第二，健康医疗保险的思路不适合中国农村，因为保
险公司认为利润少不感兴趣，农民又不信任保险公司，嫌其手续繁杂、难以理解。
为了修复合作医疗这个农村医疗卫生体制的“网底”，中央政府1991年拨出专款2000万元，对农村合作医疗进行扶持。但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市场导向的改革再次占上风。当年9月卫生部出台了《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它把医疗改革的重点放在“积极推广形式多样、项目不同、标准有别的医疗保险制度”上。“在农村，要大力推行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在其后十年里，这种反复不断出现。
从1994年到1996年，国务院研究室与卫生部一起，继续对合作医疗进行了专题调研，抓了7个省14个县、特别是河南开封县和林州市的试点。国务委员彭佩云也参与其中，先后到江苏、河南的几个县市，对合作医疗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写了考察报告。此后，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供选择了183个县(市、区作为省级合作医疗试点;许多地区还选定了一大批地市级的试点县。一时间，农村合作医疗似乎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到1996年年底，全国开展合作医疗的行政村已上升到17.59%，比上年增加了6.41%，达到198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紧接着，合作医疗又获取了新的发展动力。从1996年中至1997年中，中国政府为恢复与发展合作医疗动作频频，希望掀起重建合作医疗的高潮，并为此提出了很高的目标。但结
果并不理想。到1997年底，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仅占全国行政村的17%，比一年前还略低一点，农村居民参加合作医疗的比例仅为9.6%。卫生部1998年进行的“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全国农村居民中参加合作医疗的比重仅为6.5%。到九十年代，政府已经认识到重建农村合作医疗的必要性，只是还存在不需政府财政支持就能恢复合作医疗的幻想。打破这层幻想的是一系列对贫困地区合作医疗的调查与干预性实验。如果说，八十年代各地的实践和实验有助于政府认识到重建合作医疗的必要性的话，九十年代各地的实践与实验告诉政府，在新形势下，传统合作医疗模式存在严重的不足;除非政府财政参与，否则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到2000年在农村多数地区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
通过所有的实验与经验都指向一个结论：要建立和维持广泛覆盖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就必须要有政府的财政支持。同时，政府派往其它国家的考察团报告，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政府财政支持不可或缺。这一切都彻底打破了以“个人投入为主”重建合作医疗的幻想。2003年1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要求从2003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要选择2-3县(市进行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新型合作医疗较
之传统的合作医疗更适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村的医疗融资方式走过了自费医疗、传统合作医疗(集体投入为主、新型合作医疗(国家补贴为主三个阶段。虽然农村医疗融资只是中国体制中很小一个组成部分，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解剖天下所有的“麻雀”。本文试图用“解剖”一只“麻雀”的方式了解中国的决策者与政策倡导者如何利用实践与实验进行学习，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以调整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回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国模式”崛起:“渐进式改革”实验震撼世界
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索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数十吨重的三叉戟256号专机，被肢解后散落如此大范围的草原上，碎片中大到数千公斤，小到只有一分硬币那么大，有的还保持着零件原来的形状，有的已在熊熊燃烧的高温中变形，甚至变成铝合金的球状疙瘩。“九一三”事件之后，经过许多年的风风雨雨，它们都已离开了那块本不属于它们的地方，其中有许多飞机部件也去了它们本不该去的地方。
回想1988年，改革开放十周年时，几乎没人想到谈论“中国模式”的必要。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78-1988年间，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0.2%，但那时的增长率波幅巨大，很不稳
定。更严重的是，198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猛增18.8%，城市居民的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增长更高达20.7%。面对解放以来从未有过的高通货膨胀率，社会上一片恐慌。
到改革开放20周年前后，虽然还有人耸人听闻地预测中国体制即将崩溃，但大多数人已经不以为然。到1998年，中国经济不仅已经连续20年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而且学会了避免增长的大起大落，并成功地抵挡了亚洲金融危机对自己的影响。对比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遭遇的经济衰退，中国的转型模式引起了广泛的兴趣。那时人们对“中国模式”的概括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转型的速度，据说中国采取的是“渐进主义”，而苏东区采取的是“震荡疗法”;二是转型的顺序，据说中国采取的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而苏东地区采取的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到2008年，中国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奇迹。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个十多亿人的超大经济体，以年均9.9%的速度持续增长达30年之久，大幅减少了贫困人口，并大体上保持政治稳定。这很难用偶然或幸运来解释。因此，更多的中外人士开始思考中国成功的秘诀。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将中国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它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注重技术创新，追求发展的平等性与可持续性，坚持自主发展的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过去60年，这个领域每次发生变化，其走向都与中国整体的政策/制度走向十分吻合。这样，回顾该领域过去60年的变化就具有了普遍意义。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对各种医疗融资体制的优劣做出评判，而是试图通过细致梳理史实来分析决策者与政策倡导者如何利用实践与实验进行多方位的学习，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以调整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回应新的、变化了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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